幸福的機會成本

人生在世，人人都想活得更好，更好地活著，而所謂“選擇”的問題，說白了就是在各種可能的條件下，選擇那種能為自己帶來較大幸福或滿足的較好的活法。 “幸福”或“滿足”這樣的概念，經濟學中的術語是“效用”，實在是一個意義廣得不能再廣，泛得不能再泛，一般得不能再一般的概念。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天下有太多的東西能給我們帶來幸福或滿足。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什麼也不幹，也是一種滿足。什麼也不幹，也就是閑在，經濟學裡稱為“閒暇”，文雅一點說是“閒適”。除了家財萬貫、可以不幹活也有吃有穿的真正“有閑階級”之外，我們社會裡的絕大多數人不可能真的什麼也不幹，至少還得掙錢吃飯。 但有的人完全可以既不求升官，也不求發財，不去勞心費神上學考試搞什麼理論研究、發明創造，揀個費力最小、工資說得過去的工作，每天一班安分守己做好本職 工作，下班按時回家，世界足球賽時蹲在家裡看電視直播，星期天攜妻帶子逛公園商場；年輕的時候跑跑步，年紀大點練點氣功，身體精心保養，不熬夜，不發火， 延年益壽。 這就是所謂的“平民生活”，說起來顯得“平庸”，其實那當中的一份“閒適”能給人帶來的滿足，並就比整日奔波勞累、費心耗神求得的功名利祿所能帶來的滿足少幾分。 只計算物質產出或物質享受，不將“閒適”考慮進去的經濟學，只是一種簡陋的經濟學。閒暇可以提供滿足的道理，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可以首先把我們引到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機會成本。 所謂機會成本，基本的意思就是有一得，有一失，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經濟學的老祖宗、英國的亞當。斯密曾經說過(大意)：國王會羡慕在路邊曬太陽的農夫，因為農夫有著國王永遠不會有的安全感，而你要有農夫那樣的安全感就不能有國王的權勢。 不過，經濟學中“機會成本”概念的意思要更狹一些，它往往特指在“資源是有限的”這個前提下，將一種資源更多地用於這一目的便不能更多地用於另一目的，經 濟學中最普通的一個例子就是“黃油與大炮”：一個國家總共有那麼多的資本和勞動，既要生產黃油(消費品)，又要生產大炮(武器)，多生產了一噸黃油，就要 少生產(比如說)兩門大炮，這時那少生產的兩門大炮，就被稱為多生產一噸黃油的“機會成本”。 一個人生到世上來，至少擁有一種“天賦”的“資源”，那就是時間，每天24小時，每年365天，一生幾十年，就每一個人來說，時間資源對他總是有限的，多 有多的有限，少有少的有限，因此在這有限的時間裡所能幹的事情就是有限的：讀書了就不能看報，打牌時就無法打球；今晚要去官場上應酬，就無法到商場上去交 易；要想做學問，就得多花工夫多讀書，你就只能有較少的時間去經商掙錢或開會升官。 在所有的情況下，人們要幹成一些事情，至少面臨著一種機會成本，那就是閒暇。魯迅的一句引用率相當高的名言是：所謂天才，就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來到讀書上去罷了，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功名利祿、成就事業，從一定意義上講並不難，有一正常的平均智力水準和身體條件，都能得到，只不過要用勤勞、辛勞，也就是用那喝咖啡的時間去交換罷了。至 少，你得一邊讀書(或談買賣，或開會)一邊喝咖啡，而不能坐到露天咖啡座的陽傘下一喝兩個小時，優哉遊哉地觀賞路上的行人、天上的飛鳥。要掙錢就要四處跑 買賣，看攤一看十幾個小時；要升官就要多花時間搞調查、編計畫，四下聯絡感情，八方打探消息；要做成點學問就要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搜集資料，完成實驗， 一睜眼就想到哪篇文章還沒有寫，哪段講義還沒有編，恨不得做夢也能做出個搞實驗的新招。於是要麼是整天在外，半夜才歸；要麼假日不休息，不陪老婆進商店， 不陪孩子逛公園，女友告吹，夫妻吵架，第三者插足。 就一般情況而論，你多得一份功名利祿，不過少得一份輕鬆悠閒罷了。有的人條件特別好，運氣特別好，什麼事都似乎信手拈來：坐在家裡不動，好買賣會自動找 上門來；什麼政績也沒有，可陰錯陽差地官運亨通；學問不大，瞅准個空子，一個新點也成名成家。這些情況當然有，但不僅是例外，而且其實這樣的人即使發點財 也不會成為巨富，當了大官也不會是偉人，出了名也做不出大學問。靠勤奮不一定成器，靠運氣和小聰明也能成名，但對於一般情況來說，不花點時間和精力是辦不 成什麼事的，且不說那努力過程中的種種煎熬。 經濟學中有這麼一種演算法：把一個一天的可支配時間(自然時間減去8小時的必要睡眠時間)，或一生的可支配時間(從自然年齡中減去不能工作的少年和老年 期)，算作一個總數，然後給出一天工作所能獲得的收入標準，讓你自己去選擇究竟是多幹點活，還是多享受點悠閒。這種演算法明確告訴你：你想多幹成點事，就得 少一點閒暇的享受。 做事情的機會成本是閒暇，反過來說，閒暇本身也有它的機會成本。比如說一個什麼事不做，或者做很少，倒是舒服自在，但因此也就成就不了什麼事業，比如說 掙不到更多的錢，得不到更多的物質享受，看著別人有錢買這買那、出門旅遊，而自己最多只能沏一杯茶在家裡享受“清淡的閒暇“。機會成本概念的核心在於，什 麼事情也不是都好都壞，而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 機會成本的概念具有普遍的意義和適用性，就在於可以說什麼事情都有它的機會成本。我們上面僅僅是就“時間”本身談問題，還沒有談為做成一件事所需付出的 其他代價，比如“痛苦”或辛苦，從這些代價當中，我們更可以瞭解機會成本的無所不在。為官當政，有權有勢，萬人之上，又有一種幹國家大事的感覺，但所受的 約束也大，上下左右都要小心謹慎；搞學術研究，“臭知識份子”一個，相對來說卻有可以保持較大的個性的自由，自己寫了東西簽上自己的名，用不著看上司的臉 色；自己當老闆開公司，可以更大地發揮才幹，賺了錢拿大頭，但操心也大，每天要忙於生意，還要承擔賠本的風險；做個小職員“打打工”，雖然要看老闆的臉色 行事，但不操那份心，這時你也就不能抱怨為什麼別人比你更有錢。by 樊綱

比較利益、所得重分配與兩岸經濟整合

2005/May/16
台灣經濟研究院
副研究員洪財隆


被經濟學人雜誌譽為當今全球兩大財經專欄作家的克魯曼（P.Krugman, 紐約時報/普林斯敦大學）與凱伊（J.Kay, 金融時報/倫敦政經學院），恰巧都對李嘉圖的「比較利益/或優勢」法則有過一番精彩的評論。

克魯曼說不懂「比較利益」法則、卻又夸夸其談貿易政策的人堪稱「知識上的蠻族」，倒也貼切。不過這算是通病，舉世皆然，台灣並沒有特別嚴重。更何況連專研比較利益長達25年之久的密西根大學教授──帝爾多夫（A.Deardorff）也都說此一經濟學瑰寶，真的是很神秘（不好掌握），甚至一直到今天還每每有新的發現呢。

根據帝爾多夫的定義，如果說某個國家的某項產業具有比較利益或比較不利益，其實隱含著兩項「比較」的概念，首先和其他國家作比較，其次和本國的其他產業作比較。以台灣的農業為例，同其他國家相比，雖然其生產力在近年來也頗有進展，然而由於國內其他產業，特別是電子資訊產業的成長更快，因此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也就跟著水漲船高了起來，所以無論是在就業或產值方面最後自然會逐步萎縮。

另就國際的比較而言，以中國何以能大量出口電子產品為例，因為愈往後端的組裝階段愈是需要勞力密集來生產，而中國豐沛低廉的勞動力正好符合此一比較利益的方向：雖然中國勞工的絕對生產力比不上台灣同技能水平的勞工，更低廉的工資卻足以蓋過至少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此即「比較利益」的秘訣之一，而所謂「後發優勢」的秘密也在這裡，否則隨著經濟發展，工資率也會上揚，屆時「勞動低廉」的優勢也會跟著流失。這個時候，要嘛就走美國的路線，透過不斷地研發創新、技術升級來提振生產力，不然的話還有瑞士模式可以依循，藉由更徹底的分工與專業化來維持產業的競爭力於不墜。

一般而言，「比較優勢」定理可以幫忙決定出「貿易型態」，亦即誰（Who）出口什麼東西（What）給誰（whom），從而構成了國際貿易的分工基礎。再者，如果遵循「比較優勢」定理來從事貿易，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整體利益會大過因此而來的總成本，因此，參與國將會獲得好處（但並沒有說每個國民都將因貿易而獲益，也就替貿易的分配議題埋下伏筆）；而大部分人可以很快瞭解的「絕對優勢」（我什麼都比你好），卻也不是沒有用處，主要可用來決定一個國家的工資率以及所得水準。

前面所提到的經濟學者John Kay，曾經以一種遠比教科書來得巧妙的說法區分了「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折服之餘，不敢獨享。其大意如下：

「人們或地域自有其存在的權利與價值，亦即這些權利與價值獨立於其經濟功能而存在，至於企業則完全因為經濟功能而存在。所以人們或國家「必須」作他們最擅長的工作，儘管他們做這些工作的績效未必會比其他人或國家來得好；而企業則只能（應該）從事他們比其他企業要做得好的業務。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把「比較優勢」用在個人與國家身上，而把「絕對優勢」或「競爭優勢」用以描述企業的根本原因。」[1]

換句話說，個人或國家談的應該是「生產力」，只有提升生產力，才能夠為個人與國家帶來更高的工資率或平均所得，而企業之間才比較適合評判誰才有「競爭力」。或者說，個人或國家做為主體倒是頗適合「白雪公主」的童話寓言呢：魔鏡！魔鏡！誰才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年華老去以致對自己容顏失去信心的皇后習慣如此問道。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即使皇后成功地殺了白雪公主，也無助於自己的美麗。

中國經濟的崛起勢必改變其他經濟體（包括台灣）的產業地圖或生產組合。首先，因為勞力密集產業，以及裝配代工為主的資本密集產業等製造業的發展空間將被中國壓縮，受影響產業的資源將向服務業轉移；從消費的角度來看，物價普遍下跌之後購買力增加，所節省的支出將用以購買其他商品或服務。可見未來服務業的角色將可能更加吃重，但此一結果並不會自動發生，主要取決於各國的經貿調整體制與政策是否健全。

其次，如果適應不良將出現產業外移與失業，可以確定的是，生產結構與出口結構與中國愈類似的經濟體，所必須面對的調整壓力也愈大。最後，如果在中國兼程疾進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台灣無法找出新的「比較利益」產品群，而只能透過最不得已的創新方式──「區位創新」（location innovation）──改變生產基地或產業外移，只圖中國便宜低階的的「世界工廠」，而無法真正利用到其日漸豐厚的「世界市場」（指最終消費財），那麼此間的經濟前景以及未來國家實力恐怕教人不敢樂觀。此即學者陳添枝所警告的，長期來看，兩岸目前如火如荼的「經濟苦力」結合，前途應屬黯淡。

此外，經濟整合除了老生常談的生產與效率議題之外，更有濃厚的所得重分配意涵。這裡未能窮盡，一一列舉，但嘗試從生產因素是否容易移動（mobility）的角度來理解此一問題。

簡單說，能移動的、特別是能作國際移動的生產因素將獲利，比如說 ”know-how”、資本，以及技術層級較高的勞工；不能或難以移動的資源或生產因素，將因更密切的區域經貿整合而招致不利，例如不動產與低技術勞動者。

根據十九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杜能(J.H.von Thünen)的講法：相對於市場所在地或中心而言，唯有負擔得起運輸成本的生產者才能在邊陲或較遠的地方從事生產，反過頭來講，在邊陲或較遠的地方從事生產就必須負擔運輸成本。既然容易移動的生產因素享有「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優勢，也比較容易攫取經濟整合的好處，所以遠離中心或等於難以移動(immobile)的生產因素，就必需承擔因距離而來的運輸成本，或者說負擔經濟整合的成本。

無疑的，台灣產業大舉外移的結果將造成生產中（重）心整個向外挪動，根據上面的推理，不容易移動的生產因素（不動產與低技術勞動者），將首當其衝，而負擔大部分「邊陲化」的成本。證諸台灣低迷的房地產以及日益惡化的所得分配，似乎也和產業外移的速度若合符節。

然而，套一句邱吉爾的話，有了「梯子」之後，更不能忘了準備「網子」，這時候當更需要作為凝聚功能的社會安全制度。換個角度來看，也唯有如此，才有更大的政策空間來準備或因應進一步整合所帶來的衝擊。

面對崛起中、龐然大物的鄰居中國，台灣的確有很多值得「憂慮」的理由（比如說與鄰居有「財產權」或國家主權的爭議），但日漸熱絡的經貿往來說實在的應該是最後一道才對。站在經濟戰略的高度，我們應該去思考該如何善用鄰居的成長動能以為我所用，甚至以之作為國內改革的壓力，主要包括設法讓國內的產業調整更具彈性，以及緩和與鄰居強化經濟整合之後所衍生的所得分配惡化等問題。

而制度與政策回應國內外政經情勢變更的能力，才是真正攸關台灣前途的關鍵。
[1] John Kay, The Truth about Markets— Their Genius, their limits, their follies. P. 74, 2003.